说不出的性骚扰
作者丨Sisyphus
编辑丨小田
校对丨水泥
插画师丨米果
今年1月1日，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曾对其进行过性骚扰，中国#Metoo就此拉开序幕，最终从校园延展到公益圈、媒体界、宗教界甚至政府部门。根据Matters持续更新的记录，截至12月20日，今年共发生56例#Metoo案例，其中29例在校园，8例在公益圈，7例在媒体界，3例在文艺界。
燎原的#Metoo运动暴露的是普遍的性骚扰问题。根据广州性别中心2017年3月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在6592名受访高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中，69.3%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人当中有 75% 为女性。职场上，性骚扰的同样严重，职场女性法律热线11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问卷访问了233名主要是来自一线城市的年青受访者，其中 70.8%的女性曾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Metoo运动鼓励当事人发声，但得到正面回应或跟进的案例仍是少数。据端传媒10月29日文，在其统计的36例#Metoo案例中，16名被举报人承认或被调职，10名被举报人或所属机构表示否认，其余10名则完全无后续进展。
8月15日，朱军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与举报人麦烧。9月25日，弦子也以人格侵权为由起诉朱军。朱军案后，相继有四名当事人或举报人被起诉名誉侵权，这些案件目前只有一起已开庭。
#Metoo运动也激起网络的关注与讨论。7月24日，“性侵”一词的微信指数曾高达3133万；7月26日，“性侵”、“性骚扰”、“#Metoo”与“俺也一样”四词微博指数共达600万 。公众热议亦伴随着舆论审查，相关文章被删除或限制转发，多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被封。3月9日，在推送一则反性骚扰宣言后，媒体“女权之声”微博与微信公众号被封。8月6日，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在发布女工#Metoo文章后遭封号。12月6日，发起预防性骚扰性侵害网络项目的广州性别中心宣布暂停公众号更新与微博运营。
#Metoo运动在高校中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多地高校都曾约谈校内参与过#Metoo的学生。
困局之外，#Metoo也带来了改变。12月22日，最高法立项建成的网络平台“法信”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表示《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于2019年1月1日始在“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下增设第三级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加入了性骚扰的内容，“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目前，国家层面法律未明确用人单位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的具体义务与法律责任。
受#Metoo运动影响，相继有组织建立起内部反性骚扰机制，如艺术机构黄边站、公益机构绿芽基金会等，也有行业自发签署反性骚扰声明，如《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媒体从业者反性骚扰倡议。但目前国内设有反性骚扰机制的组织仍是少数，行业性的反性骚扰机制也不存在。
校园层面，11月6日，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严重侵害学生行为，并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包括查实者将不得再从事教学及科研。同时，中小学《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不过，有公益人士指出，受害者是权利受侵犯的一方，而非是“不正当关系”的另一方，因此文件的措辞仍潜伏着对受害者的污名化。
然而，不止一个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不管维权结果如何，受伤的、输的都是被性骚扰/侵害的人，因为当事情发生的当刻，伤害就已经发生了，而我们的社会环境远远未能支持到她们。长久以来，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权力控制，乃至#Metoo后的舆论管控，都使得性骚扰成为一件“说不出”的事情。
然而，即使身边有恐惧围绕，仍有人在努力诉说自己与性骚扰抗争的故事，尝试演绎出不一样的结局。下面，TA们的故事：
@再见罗丝 “迷笛周翊性侵事件”当事人
“人们会不断地质疑与污名化受害者，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以检验、审核的目光去评判你。”
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担任志愿者期间，我遭到了志愿者负责人周翊（注①）的性侵。性侵发生后，我就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应激障碍和中度抑郁症。2018年7月28日，我在微博上公开了这次事件。
害怕的情绪阻止了我做出反抗与将这件事情公开。性侵发生的时候我才大三，对很多事情我其实都特别懵懂。而周翊却比我年长23岁，他的社会经验也远比我丰富。性侵发生后，我感到很慌张。如果让我接受性侵的发生，将会让我特别痛苦。但是如果我接受了周翊的说辞，认为一切的发生都是基于喜欢与爱的话，我的心里至少会好过一点。
我觉得是家庭教育促成了女性的恐惧。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对于我来说是很缺乏的。我妈妈对我和异性的交往管控得特别严格，我甚至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谈过恋爱。周翊就是抓住了这个漏洞。他自始至终向我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就是，幸好我家庭教育比较严格，让他捡到便宜了。
另外，环境对于强奸案的受害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不够友善的。在这种环境下说出来，无异于置我于死地。哪怕现在我说出来后会获得一些支持，但我觉得整体环境还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因为社会仍然是抱着受害者有罪论，人们会不断地质疑与污名化受害者，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以检验、审核的目光去评判你。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我的初衷是希望迷笛向我道歉，并对周翊进行处理。我也希望迷笛能够出台一个更完善更合理的机制来改善女性志愿者缺乏保护的状态。
另外，7月份的时候是#Metoo事件此起彼伏的阶段，我看到特别多类似的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例。《人物》对甘肃跳楼女孩李奕奕的深入报道特别触动我。这篇报道讲了非常多的细节，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故事的发生简直连脚本都是一样的。曾经我会想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事情在世界上每天都有发生，只不过坏人会觉得犯罪成本很低，自己不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特别让人失望的世界。
将事情公开，我希望能够跟类似的性侵或性骚扰受害者有一种共鸣。虽然说发出声音的可能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小角落，但是我希望让她们知道有很多人和她们一样，让她们不会觉得孤单。
目前迷笛的回应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一起婚外情，而不是性侵。然而，实际上我从2月向迷笛求助开始，至始至终说向他们的都是那是一起性侵。并且，我有告诉迷笛当时我是有报警的。但是，因为中国公检法对强奸案的认定是十分严格的，除非拥有百分之百确凿无误的证据，才能判刑。当时的案子并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警方并没有抓周翊。这有可能让迷笛以为这只是一个感情纠纷的问题。
在我举报后，周翊就把我的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部公开了，并且不断地抹黑与攻击我。10月31日，周翊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了我。然而，我不会为此感到害怕，因为我只不过说出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没有人应该为自己说出自己受害的事情而负法律责任。
我想，是环境的压力让性骚扰变得令人恐惧。在不断尝试求助并且碰壁的过程中，我觉得说出这件事情有太多让人绝望的地方。比如说，当你在网上发声，会有网友质疑你；当你向迷笛求助时，迷笛会希望你原谅周翊来维护迷笛的声誉；当你成长于一个教育比较严格的家庭时，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一场灾难，而说出这件事情则是另一场灾难；当你去报警求助时，面对警察的问询将会折磨你的精神；当你打官司，你需要面对与律师讨论的磨人过程。所以对于受害者来说，其实每一条路都不好走。
对于这场官司，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输了，即使我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现在只是期望自己不要输。我也希望，在李奕奕与林奕含的故事结局外，自己能在斗争的过程中，为阅读到我的故事的女孩子提供另一种结局，另一种可能性。
小树 白领
“当时你心里会感受到社会对你的一些期待，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应该表现得顺从、服从，你不应该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不舒服而去做出抗拒的姿态。”
事情发生在我16岁生日那天。那段时间，家里只剩下我和继父。我和继父关系不好，他经常向我发火，我却不敢和他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我害怕事后会受到母亲更严厉的责备甚至打骂。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后，他给我做了几道菜，还买了一个小蛋糕。我记得他当时笑着问我，“爸爸对你好不好？”当时他笑起来的样子吓了我一跳，我赶紧强迫自己笑出来，说，“当然好啊！”他说：“对你这么好，那你还不过来亲爸爸一下？”
于是我也像平时那样过去亲了他一下，刚准备从他身边走开，他就一把用手搂住我，然后整个人都凑了过来，不停地吻我的脸，然后是嘴。我对这样的侵犯感到很不舒服，想把他推开无奈力气太小，我只能故作镇定地说，“爸你这是要干嘛？”
他发出几声笑声，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狠狠地亲我，用一只手把我箍得紧紧的，让我根本无法挣脱。我有点慌了，说：“我要去睡觉了！”然后拼命躲开他。他狰狞地笑着看我，说，“你害怕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表情，现在想到还是忍不住发抖。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最后我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还有一次我午睡起来晕晕乎乎地在沙发上换鞋，突然感觉有人在摸我，一回头，看到他在身后正用手贴着我左边的乳房。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却完全不记得了，这让我非常生自己的气，不禁连自己都怀疑起这件事的真实性。
那段时间我一直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只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想对我做什么，只能一天天如履薄冰地熬下去。后来母亲回来后，他也就没有再做什么过分的举动，我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性骚扰发生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很恐惧。同时，我又会对自己有怀疑，想是不是对方是有好意，只是我自己理解错了，如果我表现得比较抗拒，我是不是就曲解了这种好意。
然后，你知道吗，当时你心里会感受到社会对你的一些期待，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好孩子，你应该表现得顺从、服从，你不应该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不舒服而去做出抗拒的姿态。“那是不好的”，一直会有这样的声音告诉我。但是我清楚那种感受是不舒服的，我会感到恐惧，我会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过要告诉我家人这一件事情。我觉得，相比职场、高校这样的公共领域来说，私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是更根深蒂固，更无法被挑战的。因为受困于这样的家庭的人，是可能没有办法离开的。比如说，我那时候还很小，脱离了家庭我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而且，生活在家庭里，就意味着你需要每一天面对这样的事情，你需要每一天和这个人朝夕相处。
而且，我们会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这些东西更不会允许被讨论。在外人面前，你也需要表现出一家人很幸福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折磨。
天天 前富士康女工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讨论我的身体，所以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后就辞职了，去了富士康。但是去了富士康之后我还是会遇到性骚扰。”
我在工厂里遭遇到的性骚扰都来自同事，一个月大概就会发生一两次。
有一次我在上夜班的时候，因为我穿的裤子很紧身，我的屁股比较翘，就会突出来，同事就直接打我屁股。当时我就反抗，我说“你是神经病吗？我屁股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吗？”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当时那位同事就只是笑笑。后面他也老是开玩笑，我就只能躲着他。因为那个人就是厚脸皮，不要脸，那种人就很讨厌。
后来跟我们的上级说啦，上级也说了他，他就会收敛一点，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又开起玩笑来了。他老是说我屁股翘、有弹性，有时候他见到其他的男的，就说，你看，她的屁股多翘啊，就语言上面的性骚扰。
这会给我带来困扰，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讨论我的身体，所以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后就辞职了，去了富士康。但是去了富士康之后我还是会遇到性骚扰。
因为我经历过，知道如果你未婚的话他们就会骚扰你、勾搭你，所以我进富士康的时候就直接说我结婚了。刚进厂一两年还挺好的，但特别是今年，我告诉大家我没有结婚后，有一个男的就开始骚扰我了，就直接在我的微信上发色情图片给我，好讨厌。
遇到性骚扰的时候我会觉得恐惧啊，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侵犯我，害怕他们下班的时候直接把我拖走做那种事情。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他们直接侵犯我，因为我好好的姑娘被你侵犯了，这会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阴影的。
后来我打了工厂的投诉热线，主管接到投诉后就会查那一个人，如果属实，就会记过、扣年终奖。之后他就停止骚扰了。那位骚扰我的同事和大家玩得挺好的，之后也和我反脸了，说“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至于这样子吗？”给我的感觉是两边不是人，大家玩得很好，但是你性骚扰我，说了又不听，我就只能投诉到上级，上级说他了，他又不承认，搞得我就不好嘛。
2月的时候，我曾经向富士康递交建立反性骚扰制度的建议信，但之后一直都没有消息。当时我就觉得工厂太不把我们女工当一回事了吧，我们有诉求，投诉了，他们也没有反应。
后来我觉得没意思，在这个环境下人也很不开心，会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会失眠。后来因为遇到性骚扰的事情，加上夜班太累了，我8月份就辞了工作。
辞掉这份工作会有很大的损失，因为你要另外去找，不合适的话就要一直找，就又浪费精力又浪费金钱，又要生活费，也要房租。现在我就偶尔打一下临时工，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离开那个环境，你真的会开心很多。
楚门 公益机构员工
“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享受性，所以他们才来骚扰我。当时我会觉得自己很淫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遭遇性骚扰是自己的错，也会为自己从性中获得愉悦而感到羞耻。”
上小学时，我曾遭遇过性骚扰。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位男老师曾多次在我身体不舒服时，以检查身体为名义乱摸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拒绝这种行为。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男同学也曾经突然摸过我的下体。
后来等我懂得用自慰去获得愉悦时，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享受性，所以他们才来骚扰我。当时我会觉得自己很淫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遭遇性骚扰是自己的错，也会为自己从性中获得愉悦而感到羞耻。
#Metoo发生后，我也有想过我能不能去做点什么，比如说去起诉那位老师。但是我没有勇气，因为小镇里大家的关系都很亲密，当你起诉那位老师时，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而且，我的爸爸还有其他亲戚和这位老师的关系也还可以，我没有勇气，也不知道怎么说出这件事情。
因为身边太多朋友曾在地铁里遭遇性骚扰，当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有人摸我，我应该怎么办？我的答案是，我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勇气说“不”，或者寻求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我想当我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愤怒很委屈，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忍气吞声。
我害怕的点在于，当我说“不”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帮我吗？我害怕自己会感到羞耻，害怕周围人的目光与冷漠。我害怕工作人员觉得这是我在闹事，或怪罪于我的穿着，我也害怕他们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大事，或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
公益圈#Metoo发生后，我有关注彩虹中国负责人张锦雄（注②）性骚扰的事件。张锦雄在同志平权圈中相对有名声，很多人就会说他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应该去原谅他。甚至会有人质疑受害者是要陷害“好人”。我当时会觉得害怕啊，因为我发现，原来对于一些人来说，“偶像”做出性骚扰或性侵的事情是可以被原谅的。
小林 中山大学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学生成员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带着恐惧做事的。第一个恐惧是学生面临着直接的压力，因为这个过程学生会面临来自院级、校级甚至更高系统的压力。”
中大反性骚扰关注小组成立的一个导火索是，一位学姐在朋友圈里公开了中大人类学系一名老师（非张鹏）的性骚扰行为。当时系里几个同学就决定向系领导投递不公开的联署信，要求校方尽快处理事件，关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后来学院领导就与学生进行了一次见面会，并反馈说已有专人在调查了，也口头承诺要在人类学系田野培训中加入反性骚扰的内容。后来，人类学系田野培训确实加入了反性骚扰培训，但是培训是很强调学生自我保护的，而非要求老师接受培训的。
同时，小组成员也帮助张鹏（注③）事件当事人收集整理材料，将材料交给学校纪委申诉。另外，我们也有通过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反性骚扰机制建设，虽然提案通过了，但提案在我们准备答辩时被叫停了，因为这实在是太敏感了。
后面我们就等待纪委的申诉结果，等了很久很久。今年七月份，《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发出后，学校才完整公开了张鹏的处理结果，称学校会对张鹏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在中大的通报里，学校称“已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带着恐惧做事的。第一个恐惧是学生面临着直接的压力，来自院级、校级甚至更高系统的压力，比如有学生曾因参与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而被学校领导或公安机关约谈。
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次创伤，因为这相当于将伤口再次放到公众面前被检视，被讨论。看到自己的经历被诉说、被阅读，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我们也会很担心TA们。我觉得在帮助当事人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TA们的想法，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最终对TA有什么结果，所以必须要有很细致的考虑，最后会变得我们每一步都有很多纠结在里面。
然后第三个恐惧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走向什么方向。哪怕讲出来了也不知道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至始至终都是跟一个fear在一起的。
现在学校不会禁止张鹏在学校里面活动，即使他被处分了，他依然可以在学校里到处晃、去实验室里上班。虽然已经没有职称了，但张鹏还是可以继续活跃在学校里，这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很大的挫败感，TA们会想他会不会来报复。我们也会听到当事人很多的噩梦啊，看到TA们很长的那种负面情绪积聚的朋友圈。
虽然在事情发生后，学校慢慢会有有关反性骚扰的讨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惩罚让施害者不再进行骚扰的话，那进行性骚扰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依然可以耀武扬威的出来，反而变成当事人要跟着受罚。
白菲 反性侵网络小组成员
“因为它是一个很隐秘的行为，很难用所谓的‘证据’来通过法律程序控诉施害者，而受害者在受到伤害后也很难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性骚扰是让我感到恐惧的。”
7月看到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注④）性侵志愿者事件曝光时，我是震惊、气愤的。后来反性侵网络小组一直有跟踪雷闯的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寄信给亿友办公室。信里会介绍反性侵网络小组，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关注事情进展，并让雷闯主动站出来自首。今天（12.18），我们已经寄出145封信了。图片来源：白菲
因为雷闯是在亿友徒步的工作途中对志愿者实施性侵，所以亿友是必须负担责任的。然而，亿友让我们停止寄信行动。后来，亿友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反性侵讲座的文章中，甚至把“对性骚扰say no” 写成了“对性骚扰say on”。而亿友的微信社群群里，也一直有传出很难听的攻击受害者的声音，比如说受害者是故意给雷闯抹黑、设陷阱的。
雷闯也一直没有回应，他7月23日曾表示自己考虑自首，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承诺。我们问过律师，问过公安局一些内部人员，都表示除非雷闯主动自首，不然是没有办法定罪的。因为它（性骚扰/侵犯）是一个很隐秘的行为，很难用所谓的“证据”来通过法律程序控诉施害者，而受害者在受到伤害后也很难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性骚扰是让我感到恐惧的。
我觉得受害人挺不容易的，我们支持的力度很小，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支持，一开始是有10个人跟进，但因为实在太漫长，大多数人都退出了，目前只有我还有少数成员陆陆续续跟进。
有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那时我是比较焦虑的，我担心没有人和我一起去监督他，我怕自己也坚持不下去。后来有两个组员受到感染，持续的寄信，所以我还是蛮感动的。另外我也会有无力感，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行动，雷闯就是不愿意站出来。
David 高校学生
“我惊讶的点在于，这样的事情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伤害，而他们却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很迅速地动用一些渠道就把事情给翻页了。这会加深我对性骚扰的恐惧，一种对于强权的恐惧。”
我比较关注的是朱军（注⑤）性骚扰实习生的事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弦子所代表的弱势受害者群体和朱军所代表的强势形象做抗争的缩影，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是比较有意义的。
当时我看到举报信息时，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朱军树立的公共形象是近于完美的。而且我会有点愤怒，因为那个事情发生没多久，那些信息就被删除了。然后我试过在微博里搜相关的关键词，都没有出现相关的信息。
我惊讶的点在于，这样的事情对于受害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伤害，而他们却是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很迅速地动用一些渠道就把事情给翻页了。这会加深我对性骚扰的恐惧，一种对于强权的恐惧。
赵嗷嗷 “北大谢灿性骚扰事件”当事人
“几乎每一个面谈的老师对于性骚扰的认识都是非常浅薄的，甚至是充满了误解的，你就会觉得由这样的人来处理性骚扰举报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比性骚扰更让人恐惧的是大家对性骚扰的纵容与对受害者的伤害。
今年7月26日，我的一篇文章曝光了北京大学教授谢灿（注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的性骚扰行为。文章发出来后，我听到了非常多对我的攻击、质疑与污蔑。有人会说，你作为一个女性单独跟男人见面就是不检点；也有人恶意揣测我是因为和谢灿进行某种交易没有成功，所以就反咬一口。
后来，我向北京大学举报了谢灿的性骚扰行为。9月份，另一名也曾受到谢灿性骚扰的学生也向北大递交了举报信。这位学生直到现在都没有获得调查结果。
9月12日，我和处理举报信息的老师进行了面谈。面谈开始前，北大要求我签署了一个不公开声明。对此，他们的说辞是，北大害怕公众舆论会干扰他们调查的过程。结果，我在签署了声明后，北大就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了。
北大告诉我，校方调查不出谢灿存在性骚扰行为，因此无法对他进行处理，同时也会终止调查。然而，他们的调查过程是有明显的纰漏。首先，校方告诉我，他们面谈了谢灿实验室的每一个学生。但是，学校并没有联系那一位举报了谢灿的学生，当时她是处于半休学的状态。
另外，校方告诉我，学校和谢灿实验室的学生面谈后，学生表示谢灿确实和她们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比如拥抱，摸手等。但是学生都表示这些不是性骚扰，只是谢灿表示友好的举动。
校方称自己在面谈时有向学生口头承诺不会将证词流传出去。我觉得这样是无法有效保障学生的隐私的，也无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学生敢于提供不利于谢灿的证词。
另外，学校曾要求另一名举报者授权学校将举报材料交给谢灿，这有可能暴露这位学生的身份。就在举报前后，这位学生就被谢灿踢出了实验室群，而实验室的秘书也以实验室工位不够用为由，要求她把自己的工位清理出来给新学生。然而，当这位学生要求秘书将新学生的联系方式给她以作沟通时，秘书并没有同意，同时直接清理了她的物品。
对于为何将举报人的材料交给谢灿，校方和我解释说这是调查的第一步。我理解的是北大很害怕承担责任，而事情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谢灿承认一切。所以他们将材料交给谢灿，看谢灿是否承认。但谢灿如果不承认的话，这些步骤就没有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女生给暴露出去了，让这个女生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挤受到打压。
同时，谢灿对学校解释说，当天我在他办公室里嚎啕大哭，他出于安慰拥抱并拍了拍我肩膀而已。但现实是，我没有在办公室里大哭。另外，当时我在进入他办公室时，我有看到学生助理。但在离开时，我发现学生助理已经不在了。但是，校方却称有人作证说，那天从办公室里面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我认为这是可笑的伪证，因为这是发生在2017年2月份的事情，就连我这个当事人确定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时都要查找聊天记录，为什么会有证人能够精准回忆起一年半前哪一个办公室传出哭声呢？
北大的调查过程是非常不专业的，这会让面谈变得很痛苦。我也在面谈的过程中多次感到被冒犯，深感校方人员对于举报人的心理状况和援助需求是毫无概念的。
在面谈开始，校方就阻拦我的朋友陪同我面谈，然而如果是我一个人面对四位老师，我的压力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老师曾说，因为性骚扰是主观认定的，谢灿觉得他是没有恶意的，而你觉得那是在性骚扰你，那我们也尊重你。我觉得TA们对于性骚扰的认定是完全不成立的。
除此之外，我提交的一个证据里有一个微信截图，里面谢灿说我“笑起来很漂亮”。面谈结束后，也许有一个老师是想对我开玩笑，就说：“哎呀，我知道谢灿有句话说的没错，你笑起来确实很漂亮。”当时我只感到一阵恶寒，我不觉得重复那个对她进行性骚扰的人的赞美会让人觉得开心。几乎每一个面谈的老师对于性骚扰的认识都是非常浅薄的，甚至是充满了误解的，你就会觉得由这样的人来处理性骚扰举报是非常可怕的。
北大面谈后，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多次失眠、整夜整夜的睡不了觉，非常的疲惫，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现在也是处于恢复的状态。
注：口述者名字皆为化名或昵称
注释
注①：7月28日，微博账号@再见罗丝通过微博账号@我是落生发出匿名指控，指称其在2017年太湖迷笛音乐节担任志愿者期间，曾遭到志愿者负责人周翊性侵。
7月29日，迷笛官方微博表示，有关迷笛前员工“性侵”属不实言论。10月31日，周翊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再见罗丝与@我是落生，称有关其性侵的文章属“捏造”，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删除文章、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用10万元等。
注②：7月24日，2名实名男性与1名匿名男性指控彩虹中国负责人张锦雄曾在若干次分享会中对一些男生进行过性骚扰。
7月27日，张锦雄在其个人公众号发布回应，称其向所有因为自己的“一些超出日常交往礼仪的言行举止而感觉不舒服的朋友真诚道歉”，称自己“意识到几年前的语言或举止可以被定义为‘性骚扰’”。
注③：7月8日，记者黄雪琴在网易“人间theLivings”公众号发布文章《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曝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张鹏从2011年至2017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
7月10日，中山大学发布通报，表示校方“确认张鹏存在违反党员生活纪律的不当行为”，目前已对张鹏作出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工作合同，并报请主管部门，取消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称号。
7月12日，张鹏发布声明表示“因自身疏忽、自我要求不严而违反党纪，对于给学校、学生及家人等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注④：7月23日，一名女性发布匿名文章，指控自己作为亿友公益志愿者参加徒步活动期间，曾遭到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性侵。
当日中午，雷闯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声明中承认了性侵指控，称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考虑向警方自首。 下午，雷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自己与当事人曾是“恋人”。对于雷闯向媒体发布的声明，当事人在此后否认其与雷闯存在“男女关系”。
7月24日，亿友公益发布公告，称即日起将1.撤销雷闯负责人的职务2.按章程变更法人代表2.进行内部检讨4.出台机构反性骚扰规则等。
注⑤：7月26日，微博帐号@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布长图，该文中，作者弦子指控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曾对她实施过性骚扰。
8月15日，朱军委托的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称关于“朱军性骚扰实习生”一事为不实信息，并宣称已对原匿名举报者及微博部分转发用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当天已获法院受理。
注⑥：7月26日，赵嗷嗷好友在凤凰网资讯平台上发布文章《关于北大教授谢灿：当一个生猛的女记者遇上性骚扰，她为什么没能反抗》，该文指控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谢灿曾对赵嗷嗷实施过性骚扰。
8月7日，谢灿发布回应称赵嗷嗷对其的指责与事实不符，其从未对赵嗷嗷有性骚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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